前 言
上一个世纪前一半出生的人，有幸经历过社稷的、乃至世界的巨变，这里面有政治性的，更有科技性的。从积极的方面来说，他们都是人生的宝贵财富。我很喜欢一句名言：昨天的遗产，明日的希望。（The legacy of yesterday, the promise of tomorrow. ）。撰写教研室的《简史》，首先要问，我们教研室的遗产是什么？它当然不仅是一些有形的贵重仪器、几本教材、好些篇科研论文、形形色色的奖状和各种光荣称号，它主要是属于精神层面的。我们的那些有形的遗产，都是由这种精神所支撑起来的；归纳起来，就是“敬业”的精神。我校多年八个字的校训—“团结、严谨、求实、创新”，我认为也是由此派生出来的。一个“敬业”的人自然会按照校训的要求去做。衷心的希望，靠着这种精神，这本《简史》会激起一些老教师的美好回忆。可以自豪地说，他们所高举过的火炬，已经由我们的双手又传递了下去，而且燃烧得更加火红。这本《简史》也会勾引起一些老同志的痛苦回忆，这些痛苦都是极左路线强加在他们身上的。痛定思痛，我们才会有今天“以人为本”与“和谐社会”的大好局面。当前流行一句话：“痛，并快乐着”，我们可以改成“痛，而后快乐着”。同样地，也希望这本《简史》会对年轻的后生们提供一些借鉴。
历来写历史都避免不了褒贬，都会有感而发，前提是写的事情要真实。
十年前，我“冒失”地接受了这个撰写任务，事后我发现要写真实，也着实不那么容易。这上面花掉了我90%以上的时间和精力。我常以一个历史故事勉励自己。齐国的大臣崔杼和齐庄公为了一个美女而争风吃醋，崔杼用阴谋诡计杀了齐庄公。事后崔杼命令齐国太史写史书时说庄公是病死的。太史不从。崔杼杀了这个太史。太史继任的弟弟又照样写，崔杼又杀之。太史继任的小弟弟再照样记述，崔杼有所顾忌，就放了他。这个故事反映了两千五百多年以前，我国史家撰写历史不怕杀头坚持写真实的高风亮节。在我撰写的过程中，虽然不存在被人指使要歪曲史实的情况，但我仍然不敢担保我写的都百分之一百地合乎真实。不少同仁给了我帮助，纠正了我的几次稿件中的多处不实之处。才让我有胆量拿出来和大家见面。我的准则是，一要不辜负同志们的信任，二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在我撰写的过程中，我越来越感到十年前我接受这份工作的冒失，因为写历史本不是我的专长，我也低估了它的难度。要是没有同仁们的热情鼓励和真诚帮助，这是拿不出手的。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个《简史》是一个集体努力的果实。
至于感想或褒贬么，很可能同一件事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难于说清。因此有的同仁建议，全文宜避免褒贬议论，只写事实即可。我仔细想来，这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做法。但是这样做，我的写作热情一下子就冷了许多。我认为在“昨天的遗产”和“明日的希望”之间的关系，很多是不言而喻的，但有一些则需要略加串联，才能顺理成章。于是乎，我在写教研室的《大事记》时，做到了完全客观，不加褒贬和议论，在写其它部分的某些问题时，我只是略加评论，而且避免过激的言辞。
这里我要举出几个我评论过的事件。例如，文革前，我教研室血红蛋白的科研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，被某个领导扼杀了，我不得不说那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破坏，我不得不说那是让我们丧失了在该领域领先的机遇，对教研室、甚至对学校都是莫大的损失。又如，生化教研室之所以在前期的诸教研室中处在相对较好的境地，那是因为我们有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。推而广之，办好一所大学校，首要的也是要依靠一支好的教师队伍。温家宝总理讲过，办大学依靠大师、而非大楼也。他这样说，当然不是无的放矢的。再如，林钧材老师的科研，从反右前的色氨酸代谢、同工酶，到文革前的血红蛋白，都是因为极左路线的干扰而中断，他的青春年华被耽搁了。而在文革后他当了教研室主任，仍能悉心带领全教研室一同前进，追赶十年动乱所失去的宝贵时间，并为我教研室成为博士点的申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这确是难能可贵的。我认为如果不认同林老师对教研室的历史功绩，那是有失公正的。
相当费力的是对每一个成员作出简介，尤其是对于教研室的一些元老和老教师。对于离开教研室的一些老教师，他们离开教研室后的主要成就也予以简介。这样做为的是说明原来我们教研室师资团队的高质量，把他们放到哪里都能绽放出馨香的花朵。
从理论上说，文革前的大连医学院已搬到遵义去了，我们回来，不是学校的回迁，仅是人员调动；而遵义医学院至今仍屹立在那里，而且还在珠海又办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分校，原来大医的档案也全都留在遵义。复办的大连医学院是从1978年开始。在我们的这个《简史》里，我们把原来的大医及1984年前的遵义那段都包括了进来，而且从1978年到1984年之间，出现了两个生化教研室并存的现象。这样的写法，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割舍不了那两段深深的情怀。我想，两地的同仁们是能理解我们的这种特殊情怀的。希望这个简史，也会有助于遵义的生化同仁们了解他们的过去，也期盼以此使两个生化教研室的同仁们在感情上的联系有所深化。
